中国足球作为正反两面的“教员”，为当前的反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全社会的财富。对舆论监督而言，足球自然不是“特区”，其他领域也不能成为“禁区”。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2月18日，中国足协公布了对相关俱乐部和人员的处罚方案，在此之前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南勇等人已经各领其罪。这意味着横扫足坛的反赌扫黑风暴基本尘埃落定。这个胜利的结局既得益于依法反腐，更得益于舆论监督，其意义不止于足球或体育领域。以此为标本，其他领域也应当从中借鉴反腐的经验。

　　虽然足协最终的处罚略显轻柔，也许还有个别“苍蝇”逃出法网，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反腐行动确实打出了几只“老虎”的原形，尤其是两任足管中心主任的落马，几乎是对足球领域腐败行为的连根拔。足坛反腐能搞出这么大的声势和这么大的成绩，在其他领域简直难以想象。这么说，并不证明其他领域没有类似问题或者涉案的足球官员特别愚蠢，而是中国足球自身较为特殊的舆论环境决定了足坛腐败更容易被暴露。

　　自上世纪90年代启动职业化以来，中国足球在踏入市场的同时也踏入了一个舆论越来越透明的地带。联赛鼎盛时期，“八百足记”和“三千写手”不只是关注球星的逸闻趣事，也同样关注俱乐部和足球官员的一举一动。在多年的足球报道中，监督和批评的稿件要远远多于表扬和吹捧的，足球官员即便是足管中心主任被点名也是家常便饭。为此，足协还“封杀”过一些媒体和记者。在双方长期的交锋和博弈之中，有很多在其他领域看似敏感的话题也逐渐“脱敏”了，比如官员是可以被点名质疑和批评的，即便语言是尖刻的，眼镜是“有色”的。不断拓宽边界的足球报道显现活力，逐渐成为约束权力的笼子，最终在反赌扫黑风暴中显现威力，其中很多蛛丝马迹的发现都源于媒体记者的曝光，南勇在案发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露出心理防线崩溃的迹象。

　　足球官员之所以在记者面前端不起架子、竖不起挡箭牌，一方面是因为自身成绩太差，另一方面是因为职业化足球必须与国际接轨，不得不平视媒体、接受监督。虽然这些年有很多报道都让足协感到不满意，但是真正动用权力资源屏蔽舆论的动作并不多。而在其他领域，为一篇负面报道上下公关甚至暴跳如雷的却不鲜见。对媒体的干扰，客观上削弱了媒体应有的舆论监督职能，也助长和掩盖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现在，中国足球肃清黑恶，尚有凤凰重生的可能，其他领域如果仍然以消极的心态排斥舆论监督，结果可能只会更糟。

　　事实证明，舆论监督是一种低成本的纠错，一个地方或部门积极地与媒体打交道有利于改进自身工作。而善用媒体的前提是善待媒体，这种善待不是表面的和颜悦色，而是发自内心地尊重媒体的地位和权利，少设置一些禁区和敏感词，多提供一些配合和帮助。中国足球作为正反两面的“教员”，为当前的反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全社会的财富。对舆论监督而言，足球自然不是“特区”，其他领域也不能成为“禁区”。

(原标题：足坛反腐见证舆论监督之功)